MILE米乐集团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包括北京在内的多个省市开始“拿英语开刀”了。他们或下调高考英语分数权重，或提出“小学三年级前不开设英语课”。

　　其实，你考或者不考，英语就在那里，是交流的工具，也是中国和中国人走向海外的必然选择之一。

　　如果从1862年清政府创办京师同文馆教授英语至今，英语教育在中国已经走过了150余年。其间，英语地位的变迁和我们对英语态度的变化，勾勒出的不仅仅是一门语言在他乡的经历，还有我们自己走向世界的脚步和轮廓。

　　回顾英语在中国一个半世纪的起落沉浮，几乎是中国近现代史风云变迁的一个缩影，而这门外语被搬上中国学校的课堂后，所引发的中西文化碰撞的火花，更折射出国人心态的微妙变化。英语教学从何开始，因何兴衰，缘何延续？翻开这门外语在中国150年的历史，或许能为我们解答当下中国“英语难题”提供更全面丰富的视角。

　　若追溯古代中国最早的外国语学科，有证可考的是建于1289年元朝的“国子学”。后有明朝的“四夷馆”，前清的“俄罗斯文馆”。不过所教语种局限于波斯语、俄语等与中国接壤的少数几个国家的语言。直到战争后MILE米乐集团，当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敲开清王朝的大门，英语才作为一门外语列入学校必修课程在全国范围内盛行起来。

　　今天的人们如想学习英语，最不缺乏的就是学习资料，更不用说铺天盖地宣传的英语培训机构。但在一个多世纪前，即便是大清帝国的皇帝要学洋文，想要一本英文入门课本都非易事。

　　戊戌变法前，清光绪帝为更多了解西方，决定学习英语，却苦于找不到入门的教材。为此有大臣专门到汇文大学寻找英文识字书，恰好一位教授从美国为自己的女儿带来一本英文识字课本，就送给了光绪。

　　坐落于崇文门的这所大学是美国基督教会在1870年创办，是第一批在华传播英语的教育机构之一。而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历史最悠久的是1862年创办的京师同文馆。

　　经历了闭关锁国而被动挨打的屈辱后，清王朝认识到了解西方要从语言开始。正如恭亲王奕欣在《奏设同文馆》中所书：“以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性情……欲悉各国情形必先识其文字，方不受人欺。”京师同文馆也因此成为洋务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MILE米乐集团，其在1901年并入京师大学堂，即后来的北京大学。

　　1902年，清政府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规定全国的中小学堂外语课以英语为主，该章程于1903年正式实施，由此开启了我国全国规模的外语课以英语为主的先河。一时间，翻译西文、向西方学习之势蔚然成风，英语教学开始初具规模。

　　在最早期的教学机构里，就已经出现后被称为“浸入式”的教学方法：部分教会学校全英语授课，学生从穿衣打扮到言行举止全部模仿西方。而放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背景下，重西学而轻国学之风更多是殖民主义的时代烙印所致。

　　如位于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在1918年把中文课全部改为选修，撤销中文部，所有课程一律用英文教学。这使得该校在当时属于西化程度最高的教会大学。曾在此就读的林语堂回忆说：那时圣约翰大学是公认学英文最好的地方。但他也坦言，这所学校过分偏重西学使得自己忽略了中文。他在自传中如此感叹：“使巴勒斯坦的古都耶利哥城陷落的约书亚将军的号角，我都知道，我却不知道孟姜女的眼泪冲倒了一段万里长城。而我身为大学毕业生，还算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实在惭愧。”

　　《英语对中国的历史性影响》一书的作者牛道生指出，彼时的英语教育更多强调向西方学习的重要性，而较少触及通过英语这门工具向西方传达中国的文化的作用。但是教会学校的英语教育在中国的近代发展史中具有两重性。它们在将西方殖民主义文化带进中国的同时，也把西方的一些现代文明成果和先进科学技术一起带进了中国，为长期接受封建传统教育的中国人打开了一个借以瞭望西方文明的窗口。

　　为更快学习西方科学技术，19世纪下半叶中国出现了第一批“公派留学生”。1854年，早在清政府派遣30名幼童赴美留学之前，26岁的广东青年容闳就以优异的成绩从美国耶鲁大学毕业。作为中国近代提出“教育救国”主张的第一人，他为后继的中国留学生树立了榜样。

　　1902年，清政府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规定全国的中小学堂外语课以英语为主。两年后，又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其中指出：“中学堂以上各学堂必勤学洋文。今日时势不通洋文者，于交涉、游历、游学无不窒碍。”这也成为中国学校普遍开设英语科的起点。

　　上世纪20年代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到来，中国教育界出现了学习西方教育的热潮。1923年，“中华民国教育部”公布的《新学制课程纲要》中规定从中学开始开设英语课，这也被视为中国教育界力图与国际教育趋势接轨的尝试。

　　教育专家熊丙奇认为，过去150多年间中国不同的历史时期，国人对待英语的态度不同和当时的历史形态有关系。如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很多大学采取的是全英文授课，国外的教材刚出版就可以直接拿到国内教学，目的是希望快速学习西方技术，改变中国积弱积贫的情况。因此那时的英语教材和英文课程MILE米乐集团，对于中国的人才培养和科技进步起到了很大作用。也正是在那个时代，尽管国家面临贫困和战争，但也出现了西南联大这样的学校，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在许多老一辈国人的印象中，他们熟知的第一外语并非英语，而是俄语。与他们对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回忆一样，外语学习也一度被赋予鲜明的政治特色。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强调向前苏联学习，英语受到排斥，大部分中学只开设俄语，这导致的直接后果是英语人才紧缺，俄语人才过剩。

　　1956年，周总理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指出：“为了实现向科学进军的计划，我们必须为发展科学研究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必须扩大外国语的教学，必须扩大外国重要书籍的翻译工作。”根据周总理的指示，1956年起逐年扩大英、德、法等语种的招生规模。1956年底，全国23所学校设有英语专业，学生总数为2500人。第二年起，初中开始恢复外语学科，并提出除了俄语外，扩大英语和其他语种的教学。

　　1964年颁布的《外语教育七年规划纲要》提出，“在学校教育中确定英语为第一外语，大力调整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开设外语课的语种比例”。这是首次明确英语在学校教育中“第一外语”的地位。到1966年，全国高等院校开设英语专业的学校达74所。

　　但随之而来的使包括英语在内的教育系统遭到破坏。政治英语和语录一并被印上教科书。如翻开教材，第一课就是“LonglivechairmanMao——毛主席万岁”。

　　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中国重新回到世界舞台，对外交流大门被打开，英语才迎来了在中国的“黄金时期”。1981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国内兴起了出国热潮，其标志就是托福热。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英国广播公司制作的《FollowMe》（《跟我学》）于1982年在中国开播后，掀起第一波学英语的狂潮。有媒体做过统计，《跟我学》全国收视人群达到1000万，与当时的电视机持有量基本持平。在那个影视作品贫乏的年代，洋溢着英伦风情的《跟我学》甚至成为了一档文化娱乐节目。

　　步入20世纪90年代，人们学习英语的手段和方式有了更多选择，民间培训机构急速升温，各种英语学习法如“逆向式英语”、“四轮学习法”、“双向式英语”等层出不穷，“新东方”的俞敏洪和“疯狂英语”的李阳一度成为英语学习的偶像。

　　然而对于“体制内”英语教学而言，新的问题出现了。应试教育的主导下的“全民英语”受到不少诟病。调查显示，高校中有70%的教师对大学英语教学不满意，而最让他们不满意的则是大学生们普遍的“聋哑英语”现象。

　　熊丙奇认为，过去30年来我国虽然重视英语，但是也出现了双面的效果：一方面英语是改革开放的需要，作为培养国际化人才，外向型人才的工具，重视英语教育确实促进了国家的开放。然而同时英语也被当作了一种选拔人才和管理人才的工具。

　　反对全民英语的另一个理由中，是英语的“过火”影响到了汉语的普及，降低了中国文化的安全。

　　对于这种观点，北京语言大学外语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宁一中并不赞同，他认为当下英语和汉语并非此消彼长的关系，学习本民族优秀文化和掌握外语技能本身不存在矛盾。关键在于根据社会的实际需求去考虑培养学生，提高质量。

　　事实上，当经济飞速发展的中国已摆脱一个多世纪前的积弱积贫，英语在这个国度的角色也在悄然变化。申奥成功后，北京在2002年全面启动了“百万市民学外语”活动。同样，上海为迎接世博会的到来，也掀起了全体市民学习英语的热潮。

　　牛道生认为，如果说出国热、考研热带动的英语学习过于功利，那么奥运和世博期间群众性的学习英语热情并没有太多功利色彩，更多的是自豪感的体现，很多人提高英语能力，只为能在盛会上一显五千年历史大国的风范。

　　与此同时，伴随着全球升温的“汉语热”，中国教育部于2004年创办的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国落地开花，而在向全球推广汉语和中国文化的过程中，英语正是作为一门重要的辅助教学语言。

　　同样，在被网络连接更加紧密的世界，汉语也正在逐渐影响着英语，“dama”（大妈）、“jiayou”（加油）等中文拼音不断成为英文单词，英语借鉴吸收的汉语词汇已呈越来越多之势。这些无不反映了中国对世界的影响正逐渐加强。（国际先驱导报谢来陈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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